提要：蒙古族是世代生息在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但在历史变迁中，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研究基于国家建构视角，通过对内蒙古白村村落景观的考察和分析认为，白村的村落景观围绕国家、空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国家通过改造和塑造土地、住房与道路等景观介入社会的地域区划、生计和日常生活空间中，并在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建构国家空间，以此为国家权力提供社会基础，并形成权力运作及再生产。

　关键词：国家建构 蒙古族 村落景观 国家空间 日常生活

一、引言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世世代代生息在广袤的草原上。人们发现游牧可以适应干旱和多变的生态环境，又能充分利用绿洲周边的荒漠草原，从而发展了草原畜牧业（拉铁摩尔，2005）。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欧亚内陆居民主要以游牧业为主，草原景观的自然状态保持得很完整。然而自清朝中叶开始，汉族农业大举北扩，沿边农牧接触带的一些蒙古族人逐渐向定居和半游牧发展，形成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王建革，2006）。目前，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半农半牧区为主，并形成了固定村落。在近一个世纪里，蒙古族村落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耕地面积扩大、草场面积萎缩、房屋林立等。本研究将这种景观变迁聚焦于内蒙古东部地区一个半农半牧村落——白村。关于白村的已有研究中，郝亚明、包智明（2010）从体制政策的视角对白村自1947—2006年的人口、家庭、婚姻、生计等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认为国家政策对村落变迁的影响日益凸显，国家力量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郝亚明等延续了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别对白村的语言使用状况、灌溉技术、牛粪与秸秆的处置和利用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了分析（郝亚明，2008；何艳珍，2013；刘敏，2014）。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力量在白村的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白村村落景观的改变与塑造过程中，国家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国家是如何塑造和改变村民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与背景——村落的物质景观的？视觉上的物质景观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生活空间的？国家在景观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建构自己的？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内蒙古白村景观生产的考察，探讨国家通过对地理位域、土地、住房和道路的介入，如何在地域区划、生计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等空间中建构自己。

本研究的经验资料来自笔者2016年8月和2017年7月至12月在内蒙古白村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相关的文献资料。白村是一个半农半牧蒙古族村落，位于内蒙古东部，现有236户，总人口为907人。白村的村落以居住区为中心，东、南、西三面向外扩散，分别为农耕（种植区）、草场、沙坨子，向北则与东村相邻。

　二、文献回顾

（一）“地方”与“空间”：景观研究的两种视角

地方建构论基于“地方”视角，认为“当地人”赋予其所处环境以文化意义，且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实践建构了景观。地方是指基于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形成的，承载着共同记忆与归属感的当地人所感知的环境空间（陈昭，2017）。地方是感知价值和意义的中心（段义孚，2017），对生于斯长于斯之人而言，是生命历程的舞台，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施添福，1995）。地方景观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与地方及象征意义的关联，如地方仪式、家屋等所表征出的空间分类和意义。

从景观生产论的视角来看，空间是学者、艺术家、媒体、地方政府等外部他者在特定的行政境界内描述和塑造的景观意象（河合洋尚，2013）。空间不是生活的舞台，是充盈着政治、经济之利润和意识形态的象征的领域（黄应贵，1995）。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福柯、雷比诺，2001）。福柯通过谱系学方法考察了权力和空间的关系。权力和空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在君主权力阶段，领土是国家空间的界线，是表达主权的空间坐标。在资本主义规训权力阶段，权力作用的空间是个体的身体。在安全配置阶段，人口成为空间治理的主要目标。这三种形式在历史图谱发展中并没有明确清晰的边界，尽管空间的表现形态一直处于变化中，但是权力一直存在外部空间中，而不是内部空间。

地方具有的意义是“土生土长”的，是内部的。空间的意义是附加的，是外部的（河合洋尚，2015）。在景观的生产过程中，“地方”与“空间”由于内外之别常常处于分化的状态。还有研究认为，在景观的生产过程中，地方与空间并非截然对立的，景观的地方性与空间性在权力的作用下相互转换和互动，具有可协商性。

（二）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国家

布迪厄的“国家起源”（genesis of the state）理论将“国家”这一概念延伸到了现代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不仅仅是指地理位域上的国家空间。布迪厄用“国家起源”来表述国家通过一系列活动来建构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国家通过具有表征性的活动来建构自己，这些表征性活动是国家空间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布迪厄认为国家是一个具有隐形性的不可见的实体。国家虽然不可见，但是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表征自己。这些表征活动将使国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Bourdieu，2014）。斯科特（2016）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指出，水稻是国家建立统治的首选粮食作物。当土地景观由多样作物变为稻田时，使得土地从非国家空间变为国家空间，不仅人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国家也有了稳定的资源供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景观的生产成为建构国家的象征性资源。

国家本身即是目的，是价值所在（侯利文，2018）。通过景观的塑造，不断将个人融合进刻画的现实中，并根据刻画的内容不断地重新建构现实（孙全胜，2015）。在国家建构的行动中景观生产形成了一种惯习。这种惯习具有普遍化、标准化、同质化、统一化等特点（斯科特，2012；Bourdieu，2014）。这意味着国家通过某种制度化的形式嵌入社会，以改造和规范生活为己任（侯利文，2018），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自己。但是建构过程并不是单一的，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也会被社会形塑。

在国家建构空间的过程中，权力技术类型随着国家理性的转变而转变（福柯，2018），权力作用于空间的方式逐渐趋向表征性活动（Bourdieu，2014）。因此，基于以上关于景观生产和国家建构的研究，本文以国家建构作为理论视角，通过描述内蒙古白村农牧民生活的村落环境，特别是对草场、土地和住房道路等景观进行考察，分析景观生产中权力技术类型的改变带来的地方性与空间性的互动关系，以及景观所表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阐释国家是如何在社会空间（地域、生计和日常生活）中建构自身的。

　三、“并户”建村：村落景观的形成

游牧是蒙古族牧民们在面对变化多端的气候环境、脆弱的生态环境采取的生存策略。游牧的魂是“游”，牧民根据季节和水源不停地迁移。因此，蒙古族的居住分布比较分散，蒙古包零散地坐落在河流、湖泊边。自清朝中叶开始，汉族移民大量涌入蒙地，开地从事农耕活动，蒙汉交界地区的一些蒙古族人逐渐向定居和半游牧发展，形成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东部蒙古地区则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区，牧民定居放牧，且兼事农业。因此东部蒙古地区出现了少则三五户，多则只有十几户的居民点，并没有形成类似于汉族的村落。各居民点内部的各户之间以分散居住为主，近的相隔五六十米，远至几百米。这时的居民点叫艾里。

在武装冲突时期，处于战争、革命、危机和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独裁主义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紧急的状态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剥夺，并通过武装力量强制推行利于统治和监控的清晰化、简单化项目（斯科特，2012）。分散的居民点一方面不利于收取粮款，而且管理成本大，另一方面为“匪”提供闪转腾挪和撤退回旋的空间。在日本殖民时期，日伪政权为根除东北抗日武装力量，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实行“匪”民分离的“集团部落”政策。日伪政府将常年居住于山区和边远偏僻地区的农民统一迁至“集团村落”，进行殖民统治（王坤，2018）。白村建村便是“集团部落”政策实施的高潮，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推行“并户”政策的结果。在伪康德3年（1936年），日伪当局实行“并户”政策，强行把白村附近的额、黄、特和德等居民点的30多余户（150人）集中到这一带有名的旺其克白音的牧场，通过建设高高的围墙将住户围起来，成立一个“甲”。此时，白村所在的地区才出现了类似汉族地区的村落（自然屯／村）——艾里。建村以后，高高的围墙将村民与外界隔绝开，只有南、北两个村门，围墙每年进行两次维修。村门口有专人把守，出入村都必须通过村门，而且都要出示证明身份的“守章”（类似现在的身份证），他们才会放行通过（郝亚明、包智明，2010）。

国家空间的产生需要诉诸国家领土（Lefebvre，1991），国家空间由领土组成（孙全胜，2017）。作为外来力量的日本殖民者，建立政权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对领土的控制，生产国家空间。伪满政府建立省、旗、区（努图克）、村（嘎查）、甲（艾里／自然村）、牌等各级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使得领土边界明确。边界的明确划分是殖民权力介入的主要标志，有利于伪满中央政权延伸到了占领区的每一个角落（郝亚明、包智明，2010）。定居将分散流动的空间变为封闭固定的空间，形成村落，对人的身体和社会的多样性进行规训。村落是有明确边界的空间，为保甲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空间保障。村落内通过暴力实现的规训空间，不仅阻止了土匪对粮食、牲畜及其他资源的抢劫和“匪”的税款的征收，而且保证了日伪政府的粮款征收，也阻断了“民匪勾结”，确保了日伪政府的统治。

　四、土地景观的生产：牛与玉米的世界

（一）玉米的种植

白村最壮观的景观之一便是夏季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玉米地。白村村民最早种玉米只是为了吃青玉米。在没有脱粒机的情况下，脱粒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村民只能依靠牛脚踩踏脱粒，因此玉米只是零星种植。集体时期，在“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向草原要田”的号召下，以及产量为纲的生产要求下，生产队为保证农业税、生产任务的完成，以及生产队社员的粮食需要，不仅通过畦田来提高耕地的生产力，还通过种植高粱、玉米等相对高产的农作物来保证粮食产量。因此只适合种植糜子和荞麦等蒙古族传统农作物的坨子地因产量低而被抛荒，这也导致了杂粮种植空间和畜牧空间被压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土地被承包到户。第一轮土地承包期满后，土地并没有被收回，而且1997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将承包期延长为30年，这增强了村民对土地承包的信心。因此村民开始大面积开垦土地，不再局限于耕地的地边地角，靠近草场和沙坨子的耕地面积都大大地增加了。白村耕地面积由1997年的4000亩增加到现在的7800亩，至2000年左右能被开垦的地方都被开垦完毕。

白村近7800亩的耕地几乎全部被玉米所覆盖。通过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玉米景观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玉米具有抗旱、抗伏倒、抗虫、高产等特点，而且玉米从“生到收”实现了机械化，省时省力；二是玉米全身是宝，玉米果实可作为商品出售，玉米秸秆可作为牲畜的草料，玉米根可作燃料；三是玉米是村民现金收入最可靠的来源；四是玉米生产者补贴鼓励农牧民种植玉米。农牧民出于安全生产、规避风险、为牛提供秸秆等方面的考虑，选择种植玉米。

（二）圈养的牛

牛是蒙古族畜养的主要牲畜之一。在游牧时期，牛、羊、马是游动的财富，是游牧民族的衣食之源。随着农业化，草场面积逐渐缩小，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牧民的身份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是农民，也是牧民。耕地面积扩大，草场萎缩，农牧民不得不放弃游牧方式，采取定居放牧。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白村的牲畜饲养采取的是粗放式的散养。平时在坨子的背风温暖处建窝棚，牛倌的职责是照看牲畜的安全，不被盗、不走丢，只有在牲畜生仔的时候才会将牲畜赶回村子进行照料。作为役畜的牛和马则受到了农牧民的精心照料。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牲畜被承包到户，由于各家各户的牲畜数量较少，白村采取代放制。代放制依然是粗放式的散养，牛羊容易受到雪灾的损害，进食也无法得到保障。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导致的开荒垦殖，耕地的扩张不断侵蚀着畜牧业赖以为生的草场。草场虽然逐渐萎缩，但是白村的大畜（牛）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白村牛的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的700多头，到2016年增加到950头，到2018年1月则增加到了1121头。这是因为一方面，牛的价格在不断地上涨，价格因素调动了农牧民养牛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草场面积减小、禁牧政策实施的情况下，白村玉米的种植补充了青草料的不足，保障了牲畜圈养的饲草料供应。在实行牲畜圈养的过程中，农牧民将羊淘汰掉，圈养的羊容易生病，羊绒的质量也会因此大打折扣，而且羊不喜欢吃玉米秸秆。相比之下，牛比羊更能够适应圈养的环境。为此，农牧民将牛作为圈养的主要牲畜，牲畜结构逐渐趋向单一。

同时，后税费时代国家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本投入引导农牧民扩大牛的养殖。一是为牛提供保险服务。二是为农牧民提供养牛专项贴息贷款。三是通过扶贫的方式建设养牛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建设牛棚、青贮窖。四是免费为贫困户发放青贮籽。白村村民在市场、国家力量介入过程中，通过长期的畜牧业的生产实践，选择牛作为圈养对象，并且利用国家的支持，扩大牛的生产。因此，白村的畜牧业景观呈现出与自然的草场景观相反的景象，而且畜牧结构趋向单一化。

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白村土地景观呈现出农耕区向外扩张，草场随之不断后退，沙坨子向内侵蚀草场，草场面积不断内缩的特点。基于这样的物质景观，其空间生产的逻辑应该是畜牧业空间萎缩、农业景观扩张。但是在实际的景观生产中，农业空间与牲畜养殖空间都在不断地扩张，形成了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农业种植空间和以养牛为主的养殖空间，而且二者呈现出互补的关系。在草场面积缩小、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改造时期和集体化时期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人民公社制度通过统一的生产活动对个体进行规训。粮食产量要求提高土地产出，因此农事活动越来越精细化，种植作物越来越倾向于种植高产的玉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国家的治理目标逐渐趋向作为整体的人口，减少直接干预，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村民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牲畜的养殖数量。国家通过农业税、牧业税等税收从农村汲取资源，也据此渗入基层社会。税费改革后，国家不再向农牧民汲取农牧业税，而是以建设基础设施、贴息贷款、直接补贴等方式推动牛的养殖和玉米的种植。在国家、市场等外部力量介入时，农牧民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传统的畜牧业做出了适时的调整。通过圈养大畜（牛），种植玉米，既保留了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又能够充分利用外部力量的支持。

五、建筑景观的生产：房屋与道路建设

税费改革后，白村相继接受了农牧、林业等各部门实施的各类扶贫项目，包括危房改造、扶贫贷款、“十个全覆盖”工程等。特别是白村于201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贫困村后，脱贫的各类项目在村中接连实施，村落景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当数住房改造和道路修建。

白村的危房改造项目于2011年开始，2015年和2016年危房改造项目的实施达到极致。白村有86户接受了危房改造项目，至2017年初白村的砖瓦房率达100%。项目房的建设不仅改善了村民的住房条件，也引起了分家行为。白村户数因建项目房分家新增了23户。很多村民起初选择“分开住，一处吃，财务不分”。父母与子女分开住，赋予个体的空间自由越来越大，到最后这些家庭也选择分开吃，财务独立，彻底分家。

嘎查村街巷硬化。2017年初白村街巷硬化完成，村中心路是水泥路面。中心路有两条，一条是南北向的中心路，一条是东西向的中心路，两条中心路成十字相交于村内。白村各条小街巷路皆铺设红砖，每条路两侧栽植柳树进行绿化。

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可以发现，扶贫项目的实施改变了白村的住房和道路景观，白村人居环境得以改善，提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住房条件的改善也改变和重构了社会关系。房屋是内外分类体系的重要场所，是内、外、公、私等的交汇处（陈玉美，1995）。住房条件的改善使得家庭关系的结构发生了改变，特别是代际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分开住，这给予了双方独立的空间和自由，减少了代际之间因为观念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尤其是婆媳之间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另外，串门在农村是最常见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前串门都是直接坐到主人家的炕上，主人家的“一切都能尽收眼底”。现在很多家庭的新房子都有了客厅，有炕的房间则作为卧室成为私人空间变成了“后台”，外人几乎很难踏入其门。客厅则是一个家庭呈现给外人的“前台”，外人在“前台”很难窥见“后台”发生了什么。

建筑不仅是空间的元素，也是能够带来社会关系领域改变的一个元素，道路作为建筑形式，分隔空间，也创造和包容空间（陈玉美，1995）。道路的铺设改善了交通状况，也改变了白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流动。过去因为交通不便被压抑的消费和娱乐需求，在交通方便后得到了释放。国家投资生产的景观与“汲取”时期不同，它常常呈现为某种甜蜜的意识形态控制，使得人们在对景观的顺从中无意识地肯定着现实的统治（德波，2005）。具体而言，由国家投资建设的房屋和道路不仅满足了村民的物质性需求，也改变了村民的家庭关系结构、日常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与村外的交流等日常生活。国家建构的景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基础，这意味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依赖国家。

六、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白村的村落景观围绕国家、空间、地方之间的互动发生变化，国家在对村落的地理区划、生计和日常生活的干涉中建构自己，使得自身具有意义和价值。干涉的方式随着政权性质和社会治理的需要而变化。白村的村落景观形成于武装冲突时期，而武装冲突时期国家空间的建构主要是领土边界的明确划分。日伪政府为加强统治，实施“并户”政策，通过暴力手段对农牧民进行规训。白村在地域上被纳入日伪政权空间内，强权下的监控（高墙与“守章”）与剥夺（抢物征税）成为农牧民感知日伪政权存在的表征。在农田基本建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政策下，白村土地景观呈现出耕地扩大、草场萎缩、沙坨子内侵等变化。基于这一物质景观的变化，白村村民根据传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形成了以养牛与种植玉米为主的生计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通过扶贫政策改善农村的住房和交通条件，实现了砖瓦房全覆盖和街道硬化。随着这一物质景观的变化，农牧民的日常交往空间也被重新建构。

国家资本的输入是当前白村景观形成的主要外部因素。由“汲取”到“给予”，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脱贫和乡村建设，这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在农村物质层面的改变。“给予”所表征的并不是简单的“扶贫”和“乡村建设”，还承载了“价值”。这种“价值”是景观所传递的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德波，2006），其本质是通过对“国家”的认同，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这些与农牧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可看作国家给予农村的“礼物”。“礼物”所表征的是支持贫困的民族地区实现“小康”生活等美好生活的愿望，通过“礼物”的流动在日常生活中建构国家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国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

同时，国家在投入乡村扶贫发展的过程中，获取了精细的农村土地、人口等统计数据。在“汲取”时期，农牧民为减少税收的缴纳会故意隐匿土地、牲畜的真实数量。而在“给予”时期，这些数字则成为了获得补贴的重要依据，农牧民自然不会再隐匿真实的数字。尤其是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的评定，依据的是人口收入水平，而收入的测算则需要知道每个家户所有类型的收入和支出。同时，危房改造和道路建设则帮助绘制了农村详细具体的地图。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数字填表、绘制地图是工作的重要内容，而数字和地图正是国家技术治理的重要手段（王雨磊，2016；杜月，2017）。收集数据与绘制地图的主体是政府，数字与地图越是精细、清晰，国家对社会的渗入越深入，社会中的国家空间也随之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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